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商铺开张，请大师来占卜。
大师观察一番，说道：“贵铺正东青龙位，通道货箱堆积，地气不畅，如龙困浅滩；兼之炉灶面南背北，南属火，二火相乘易生火光之灾。
老板惶恐请解。
大师道：“搬开货箱，龙行风畅；旁置开光消防栓一尊，呈水动之象。风流水动，自然平安。”
大师回到消防大队，向上级报告说：“队长，这个月消防整改再完了。”
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占卜在中国社会中的实用功能。当然现在占卜者越来越少。现代人遇到生活压力，往往会采用一些令人迷惑不解地行为，比如，大学生毕业期末考，为了祈求考试平安顺利的通过，纷纷挂“柯南”（取其谐音“挂科难”），又或者，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高考，让他们穿紫色的内裤，亦取其谐音（紫腚行——指定行），更有甚者，空间、朋友圈锦鲤转起，这些让人苦笑不得的举动反映了当代人在生活压力下渴望事情顺利、圆满通过的愿望。
但话又说回来，现代人玩的这么多花招，看上去头头是道，但是比起古人来，我们的这些转锦鲤行为还是有点小儿科了，古代人有他们那个时代对于未来的“预测”活动，也就是我们说的占卜。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1989年新版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将”divination”(占卜)一词定义为“通过超自然或巫术的方法预测未来事件或发现隐蔽难解的事物”。也就是说，占卜是一种大抵借助超自然手段预知将来的技艺或实践。占卜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所有社会中，但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社会目的却反映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与先见。为了理解特定社会说明与组织生活经历的方式，卜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占卜的深入分析不仅有助于昭明特定文化的宇宙观、因果观、价值、逻辑、信条、结构和“语域” ( discourse)风格，也将有助于昭明个人的和政治的权力、阶级和性别、社会秩序和社会冲突、正统和异端等问题，对一个算命占卦广泛存在的社会而言尤其如此。占卜现象越普及深入，占卜研究作为一扇通向文化的窗口便越富有启发性。
中国古代虽然有着发达的占卜活动，但是关于占卜本身的学术性研究很少，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中国现代，对中国传统的占卜这一重要课题一直少有学术关注。理由之一毫无疑问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长期以来视大部分的占卜方式为纯粹的迷信，不值得认真地探讨。即使在近代之前，中国学者也习惯把占卜称为“小道”，就像对待医术，或许有所涉猎，但从不诚挚地加以深究。另一因素更现代并更少文化特殊性，即广泛地相信象占卜之类的传统实践与现代科学的原则不相容，故应积极地加以阻止。第三个理由在于与占卜关系最密切的人们一一职业算命师、业余爱好者以及他们的顾客，倾向于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与占卜主题保持充分的超然和距离，真正的信奉者总是不易看清自己。
虽然中国古代的占卜活动是一种迷信活动，不可取的，但它毕竟客观存在，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我们采取不好就不去研究的态度，那么古代奴隶制、封建制的历史对我们而言也是不好的，按照这一逻辑，历史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所以，我们不妨采用辨证、客观的态度，来梳理一下古代中国占卜的发展历史，看一看占卜活动本身对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这或许对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有所帮助。
实际上，占卜不仅中国古代存在，而且在西方古代社会也早有产生。在《斐德罗篇》篇中，苏格拉底认为：只要神赐予迷狂，那它就有益的。他的例子是西彼尔(Siblys)和皮西厄斯(Phthias)的迷狂，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迷狂术。苏格拉底将它和技艺作对比，通过鸟类飞行和其他方式测知未来事件的征兆。这种区分是柏拉图更广泛的认识论事项的一部分：将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反思与先知和诗人的内在的、前反思的活动对比。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通过描述神赐给凯勒丰(Chaerophon)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展示了这种区分，并认为有灵感的先知和诗人的工作不是靠理性，而是靠天性。他们对自己的创造是无知的；他们能够描述矛和盾，但并不会使用它们。柏拉图为了保留哲学家的迷狂能力，就必须否认占卜家及诗人对自身艺术的反思。因为柏拉图认为占卜术不是学来的，不需要技巧，而技术占卜是学来的，并需要技巧。
柏拉图关于占卜术的区分在西方最早的占卜比较研究西塞罗的《论占卜》中再次出现。根据西：塞罗的论述：有一种“古代的共识”，世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占卜术，即自然占卜和专门技艺占卜。对西塞罗和柏拉图来说，自然占卜来自神灵，是占卜术的最高形式。它来自于“没有理性和意识”，并被迷狂或者梦驱使。当灵魂脱离身体(在梦中或即将死亡)，或灵魂的自然预见能力达到极致，进人疯狂或灵感的状态(如特洛伊女预言家卡珊德拉Cassandra一样)，神灵降临了。他明确地运用“自然法则”将理性和预见排除在自然占卜之外，如物理学家、飞行员或者农民的预测。
因此，对于柏拉图和西塞罗来说，预见占卜是一种人类的普遍潜能，但这种潜能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被完全意识到：如控制神圣物，或灵魂不受身体的控制。这些情形依赖 些象征性符号而受制于技术占卜的较低级形式的研究或精通。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占卜和预言是如何被当代学者理论化的，以及柏拉图和西塞罗关于占卜的观点如何奠定了(也有可能扭曲了)这个学科的整个历史。
而中国古代的占卜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清代末期发现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占卜之文。学者研究认为，殷墟甲骨占卜，程序繁琐，前后一系，犁然有序，卜人群有专职分工，表明殷商王朝占卜礼俗早已升华了原始占卜行事而显示出它的成熟性和规范性，然而尤应注意者，是其甲骨占卜紧紧随着殷商王朝王权政治的强化而逐渐制度化，成业一时代固有礼制的组成部分。
但又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甲骨占卜礼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甲骨占卜形态的演变，大致与一定社会的历史进程相同步，构成推移时代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政治制度的渐进，导致了甲骨占卜旋即被统治者所利用而趋于规范。然实践经验的富积，认识思维的提高，社会观念的膻递，同时也潜移默化推动着甲骨占卜由滥而专、由盛而衰的渐进。
在战国时期，至少存在三种占筮。战国楚卜筮记录中的“数字卦”，均无卦名，且无卦、爻辞。虽然，卜与筮是两种不同的占卜方法，但是，两者往往又相互结合共贞一事。如《周礼●春官●筮人》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又《左传●哀公七年》记晋赵鞅占问救郑一事，即先卜而后筮。此卜筮并用为出土材料所证实。
与商甲骨卜辞一样，楚卜筮记录亦包括前辞命辞及占辞，也存在“一事多卜”、“习卜吸“卜筮并用”的占卜制度。两者均保存有“数字卦”，可谓一源一流。战国楚人对于商人之占卜制度，既有因袭，如“一事多卜”、“卜筮并用”；又有减损。
战国末期，占卜的发展体现于《战国策》一书中。《战国策》被人认为是一部亦文亦史的作品。从文学的角度讲，《战国策》采颉了一些关于占卜方面的材料或是透漏出占卜的信息，虽然仅有三例，但不管是这些占卜材料的运；用还是占卜信息的透漏，都给文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展现出《战国策》的作者们高超的智慧与才华；此外，占卜被巧妙地运用也表现了《战国策》的作者对自已作品的多方面取材矛盾的统一与协调，反映出他们史学思想的复杂性。
从史学角度讲，这些占卜材料，又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战国期间，尤其是三家分晋以后至秦统一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风貌。从中可以窥出：战国时代，占卜不再是神圣而又神秘的事，相反它却成为人们手中获得某种利益的工具，而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命运前途却成了主要依据。
该书记载了当时求卜者的目的，它们要么是利用占卜来获得心理的安慰，要么是想获得经济利益，要么来实现自已政治利益和政治前途。
在求卜者眼中，占卜是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是奇谋妙策中不可或缺的参与。战国时期，占卜完全取决于求卜人的现实利益与个人命运，在《齐策一》中，“田忌三战三胜，邹忌以告公孙公孙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日：‘我是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人卜者，亦验其词于王前，田忌遂走。”这里的表面上虽说是为了“国家大事”，但是实际上却是邹忌和田忌政治斗争权势地位斗争中的一个阴谋，是邹忌陷害田忌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可见当权者也是把占卜作为一种策略，从中实现自已的政治意图，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
到了秦汉，卜者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且活跃于社会各阶层，大致可分为职业卜者和非职业卜者两类。通过为统治阶级建言献策或亲自参与政治事件，秦汉卜者同帝王、官吏及农民起义联系密切。秦汉卜者的主流价值观主要包括：寓教于卜、导人向善；顺时应势、术儒合一；修身自保、隐居不仕等三个方面。占卜术在秦汉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时人对占卜的依赖及其与儒学的合流，是占卜之风盛行秦汉社会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诞生古天文学的国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汉代流行的占卜之术。古代天文学与现代天文学的概念和功用既相互联系又显著不同。陈美东在《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功能概括为“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 ，前者主要与历法相关，后者主要与星占学相关。《汉书●艺文志》日：“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星象占验是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当时的人们认为导致彗星之象出现的原因有五星失行、恶气逆气、君臣失政、鲸鱼之死。扫除和兵革事是彗星类星象最主要、最基本的星占学意义，又以扫除之意最为重要，其他象征意义多由这两种意义推演、衍生而来，这些象征意共同构成了彗星占卜的基础。
《龟策列传》是《史记》中专门反映先秦两汉数术内容的篇章，体现了汉人对先秦至汉武帝时期占卜观念的理解。从《龟策列传》可以看出，汉人的占卜观念主要表现为延续先秦筮龟占卜方法，但龟卜渐趋衰落，而筮占更为盛行，且占卜思维抽象化和象数结合的趋势更明显；此外，出现了龟卜与日占相融合，但相较而言，汉代更重视日占。据史籍记载，汉文帝和汉武帝都用卜筮决策过大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占卜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不仅占卜的方法有所增加，而且关于占卜的理论和书籍也有所提高和增多。当时，占卜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秦汉魏晋之世，虽然在行政体制里专职卜者的地位大不如三代，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则毫不逊色，不过这影响主要是以另外的形式表达而已。那种形式便是谶言。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和汉儒的天人合一说是谶的两大成因，当然还有那时候的社会政治形势。谶的出现标志着卜的分野，谶言的制造和解释权还部分地保留在通常被称为巫的卜者手里，它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在民间，其特点是“颇类谣辞，盖取其简而有韵，为众所易传、易记”。它们只是在社会日常生活遭到严重干扰时才把方向转到上层政治，变为政治谣言；另一方面，谶与纬书结合后便发展成一种理论系统，其词多借重经义，往往涉及天文阴阳之道而较为隐晦。它的代言人是努力以此来把握政治发展的儒家学者。
此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是反映了卜、谶之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它太靠近政治的结果使得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社会的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谶纬卜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帮助一些政治枭雄取得天下，也能被造反作乱所利用，所以汉晋以降、谶纬卜言一边经常仍被使用，一边却屡屡遭到禁绝。但社会动乱的频仍潜伏着对政治谶语和个人命运吉凶预卜的需求，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于是谶纬预言就得寻找另外的表现途径。
当其时，佛教已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被从门阀士族到普通百姓所广泛接受。佛教除了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神秘性及意识权威性外，它原来就有着谶、卜预言的体系。佛教在其传人中国的初期，就把它的秘谶带进了中国，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便崭露头角。于是佛家的谶言适逢其时推陈出新，能有机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取代正在被愈来愈严厉禁绝的谶纬。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与玄学、道教佛教文化相结合，以其独特的神秘性和先验性，得到大多数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接受与信服，对政治活动与民众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占卜在当时能有较强的生命力，也反映了人们在动荡的社会状况下寻求寄托、企盼安宁的心理。
佛教与占卜的关系到了隋唐时期，除强化了原有的诸形式之外，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并且逐渐将其作用显凸到佛寺中流行的卜签上，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佛谶”在唐代禅宗继续得到发展。寺庙内求卜问签的普遍化、佛教与占卜在唐代的进一步结合，对佛教是相当有利的。在因果论的基础上，强化了人以道德改变命运的能动作用，加强了佛教在社会上劝善惩恶的道德功能，从而也增加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唐代占卜之风盛行，与以往朝代一样，在唐代的官制中有专门占卜之官，“后魏有太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后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土、龟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在新、旧《唐书》的五行志中，我们也可看到大量官方占卜的记录。至于流行在民间的卜筮占算，在现存各种史料中也比比皆是，唐代“卜资之昂，为唐以前所未有也”。
这是因为唐代的政治较为开放，尤其是前期的政局比较巩固，对谶纬占卜之类的限制相对较松，只要并非“言涉不顺者”和“转相习学”，藏书自学“纬、候及谶者，《五经纬》、《尚书中候》《论语谶》，并不在禁限”。有的皇帝本人就精通此道，如代宗“好学强记，通《易》象”。这就为钻研占卜谶纬之道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故有的学者谓：“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
其次，到了唐代，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已有充分结合。这不仅使占卜有了更多渗人佛教的通道，而且使占卜本身也成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纽带。如柳浑幼时，“有巫告日：‘儿相夭且贱，为浮屠道可缓死’。诸父欲从其言”。‘虽然后来因为柳浑本人的不愿、没有出家，但在一般情况下，占卜就如此地成了促使出家的导引了。尤其是从唐初起，唐代统治者就认为“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而假以占卜谶纬等形式，则可将佛家因果之理发挥更大的效能。故在唐代，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同时信奉佛教和巫卜者大有人在。
在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东京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由于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需要，算命师即卜算者所占比例之高实属惊人，从事卜算职业的人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遍布东京城，到处都有他们的活动踪迹。而且宋代占卜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
宋代帝王出于自身喜好和政治需要，在帝王登基预立王储选拔官员修德鉴戒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利用占卜，与之建立了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占卜是帝王们决策的一个依据，是政治活动中一项起着或隐或现作用的工具，这种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帝王们的喜好和提倡，影响着占卜术的演进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宋代皇帝热衷于占卜活动，其实都是建立在他们与占卜者双方共同的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基础上的，即天人感应文化观念和宿命文化意识。在皇帝看来，那些由人为操作而得来的偶然现象都是天人感应的必然结果，在预知天意的过程中需要占卜者的帮助，得到他们的指点迷津，便可更好地行使天意。占卜者靠着“天人感应”的支持，成了沟通神灵的媒介，他们的话成了上天的启示，地位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确认。
有元一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占卜，占卜对元代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响。蒙古帝国时期，萨满直接参与到占卜凶吉、祭祀、大汗的即位等重要的政治生活中，以占卜者的身份获得了较高的政治权势。
元朝建立后虽然萨满教的地位逐渐衰弱，萨满作为占卜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随着阴阳学正式纳入地方官学体系，以及元代居民的户集中，有许多是以职业立户，这表明占卜还是备受元代统治者关注的。而且占卜的人群逐渐开始多元化，尽管元朝时期因为统治需要，对阴阳书籍进行了禁止，对阴阳人的活动进行了管制，但是占卜伴随整个元代的政治统治。总之，元朝时期，占卜在政治生活起到重大影响的作用。
明清时期，占卜已经完全沦为底层民众的活动，此时的占卜往往和医生、医学有关。作为“工匠”或技艺人，医生和占卜师在清代社会中占据着同样的社会地位，他。们也遗受许多相似的批评。他们必须处理不一致的理论、不准确的预告，以及包括来自地方权势的威胁等种种政治因素。他们所声称的“精神”力量自然令学者却步，有时也招致诉讼和敲诈勒索。因为超自然的知(占卜)和超自然的行(巫术)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
大体而论，明清的医人和卜人持有一致的世界观，其核心是高度复杂的天人相应理论。天人相应论考虑时间、地点和神灵性(或魔鬼崇拜)，以及更为俗世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的相互关系。清代社会的医者和卜者以类似的方式理解他们的病人。
总之，占卜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不同文化的人们广泛相信占卜?
一个最通常的(也是西方式的)答案在于对现代(也是西方)科学的无知。然而，并非所有缺乏现代西方科学观念的社会尊崇占卜术。事实上，对占卜最少感兴趣的民族恰恰是澳洲土著和美洲平原印第安脂。相反，科学在20 世纪的西方虽然已变成了某种上帝一样的东西，而占卜和巫术实践却令人惊异地流行。1988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抽样的506名13~17岁的美国青少年中有58%相信占星术，而1978年是40%，1984年为55%。故有学者感叹：“我们正处于一个占星术复兴的时期。”
无论科学作为一种解释工作何等强有力，它从一开始便是非个人的和抽象的，没有也许永远不能对那些根本的人生问题提供解答。
因此，理解了人类迷恋占卜的根本原因之后，我们或许就能更深入的理解和体察人类自身对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忧虑，在今天心理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下，或许占卜会被心理学所取代，因而会在我们生活中永远消失，但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文化现象，它影响了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发展，这一点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