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天空对初民来说，无疑是神秘的。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又发现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影响着气候的变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遂把日月星辰神化，于是就产生了天文崇拜。东夷民族殷人崇拜太阳，周灭殷后，为摧毁殷人的民族意志，改为北极星崇拜，以紫微为帝廷。
发展到汉武帝时期，为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需要，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汉武帝接受亳人谬忌奏祠“太一”、“天一”的建议，“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所谓“太一”、“天一”即北极星。
如果大家读了《汉书·王莽传》，就知道汉统治者迷信北斗到了何种愚蠢的地步：天凤末年，全国起义蜂起，新朝岌岌可危，王莽赶忙去做了一个北斗的模拟物，出入时刻不离其身，直到刘玄率军攻入长安，巷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王莽仍不去指挥作战，而是“施席随斗柄而坐”，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结果自然难逃乱刃分尸的下场。
天文崇拜对封建政体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描绘宇宙图式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专设“官制象天章”，它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基础。
他们认为天地一体，天上的列宿与地上的凡人遥相呼应，构成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所谓“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然而，殷人的太阳观念并未磨灭，它与北斗一样，在后世都成了帝王的象征。所以，古人从事天文研究，与其说是为生产劳动服务，不如说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占星学的产生，就是用以推断时势发生和发展的动向，诸如王朝兴衰、战争胜败、君臣生死、民心向背等等，作为制定政治策略的依据。正如《汉书·天文志第六》中所说：“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寐，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因此，毋庸置疑，天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古代小说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古代文学中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羲和御日、夸父逐日、后弈射日、嫦娥奔月等等，无不与天文学有关。
王充在《论衡·命义篇》中说：“国命系于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至于富贵，所享犹性。所享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享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众星，地有万民、五帝、三王之精”。
所以，国家与个人命运都与星宿有关，天上的星星与人间万民是相互对应的，人的尊卑贵贱决定于星的亮度：明亮的星宿代表不平凡的人，而平头百姓所对应的星则暗淡无光，肉眼无法看到。因此，所谓占星，是为特定的贵族统治阶层而服务的，后世由此发展而来的星命术才“服务”于大众。
星辰人格化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汉武故事》中谓东方朔为木星之精。六朝时小说《汉武别国洞冥记》谓王母为太白之精：“朔以元封中，游濛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宾。俄有黄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
萧梁时代，著名的画家张僧繇就创作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画卷，今存唐人摹本。唐时阎立本、吴道子等著名画家都绘过星像，一时星神画像风行一时，王公贵人纷纷延请画家绘制星像，以便“深处供养”，达到祈福攘灾的目的。
如《张士平》写唐寿州刺史张士平夫妇俱患眼疾，“杜门自责，唯祈醮星辰，以祈神之佑。”终于感得太白星官下凡帮其疗治，重见光明。《逸史》载术士对裴度说：你“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后来由于公务繁忙，疏于祭祀。任太原节度使时，家人患病，迎女巫视之。女巫说是轻慢星神之故，令其祭祀。自此裴度“奠奉不敢怠也”。
至明清小说家笔下，帝王将相几乎都是星宿下凡，狄青为武曲星，薛仁贵是白虎星，年羹尧是天狗星，孟海公是奎星，呼延守勇是青龙星，呼延守信是白虎星，郑子民是饿虎星，等等。《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则都是天罡星和天煞星。一些军事统帅和谋士都精通占星学，他们通过观察星宿的变化，就能准确地预测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的命运。《飞龙全传》写汉将高行周见“紫微斗日生了黑气”，便预知汉帝将亡，周将兴。
因为紫微垣以天北极为中心，在占星学上称中宫或紫宫，是天帝太一经常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发号施令的地方，所以紫微垣和紫微星历来被看作朝廷和帝王的象征。甚至人间帝王的一举一动，在天象上都会有所反映。如《说唐》中写有次尉迟公与李世民睡在一起，尉迟恭喝醉了酒，睡梦中将一只毛腿搁在李世民身上。当夜徐茂公仰观天象，见黑煞星犯紫微星，急忙叫众人去救驾，结果虚惊一场。
“荧惑守心”被认为是对帝王最为不利的天象。荧惑即火星，因它荧荧如火，光亮变化不定，运行的情况又很复杂，令人迷惑难明，故称为“荧惑”。占星家又认为：火星是朱雀之精，以五行而论，于方位属南方，色赤，“皆配之五常，曰礼；五事曰视，于官为执法”，主天下之赏罚。《汉书·天文志第六》云：“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守”即停留在星宿之内。因比，它停留在心宿，就意味着要惩罚帝王，帝王就有危险。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曹操迁都许昌时，侍中太史令王立私下对同僚说：“吾仰看天文，以察炎汉气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太白即金星，镇星也即土星，为中央黄帝之子，“犯”指七守以内光芒触及。《晋书·天文志》中说：太白“若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果然不久汉亡，曹丕篡帝。
明小说《续英烈传》写燕王夺嫡前，岳池教谕程济就向朝廷报告“见荧惑守心，此兵象也”。明代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写土木之变前钦天监和徐有贞都看到“荧惑入南斗”的天象。《于少保萃忠全传》写太监曹钦谋反前，“彗星出现，日晕数重。”彗星即为恶星，俗称扫帚星，“主扫除，除旧布新”，学星即彗星之一种。《后汉书·天文志上》曰：“学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其所以学德。学德者，乱之象，不明之表。又参然学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学”。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到将相死亡之前，其所对应的星宿会黯淡无光；若死亡之时，每每有大星陨落的天象。但也可以通过祈攘，改变天象。孔明虽不幸失败了，赵颜却侥幸获得了成功。小说第六十九回写术士管格相少年赵颜年寿不永，赵颜与其父向管格求救。管格教赵颜道：“汝可备净酒一瓶，鹿脯一块，来日贵往南山之中，大树之下，看盘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恶；一人向北坐，穿红袍，其貌其美。汝可乘其弈兴浓时，将酒及鹿脯跪进之，待其饮食毕，汝乃哭拜求寿，必得益矣”。赵颜依言而行，果添寿八十年。那穿红袍的便是南斗，穿白袍的是北斗。
据清代小说《桃花女阴阳斗异传》中说，本当暴死的彭祖，就是通过此法成了寿星。如此之类的描写，显然是根据民间“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的谚语演绎而成。其后学步者很多，如《飞龙全传》写郭威欲篡汉自立，但忌惮大将高行周。军师王朴劝道：“明公勿忧。朴曾夜观天象，见高行周将星也是昏暗，猜他不久于世”。
但若其对应的星宿光辉灿烂，则是生气旺盛的征兆。《杨家将演义》第二十五回写辽军将六郎围困于双龙谷，为瓦解宋军斗志，辽军诈言六郎已死。但杨五郎仰观星斗，见将星明朗，返照双龙谷，据此判断六郎还活着。《禅真逸史》写薛兴、杜伏威、张善相三人起事时，其师林澹然远在外地，“见东北上将星朗朗，分外光明”，便知道三人起事顺利。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根据星象来制定政治措施、军事策略的描写，在古代小说中所在皆是，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刘璋欲降刘备，但又犹疑不决。谁周便以天象相劝，说“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都，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象也。”五星聚奎据说是帝王之象，刘邦即帝位时就出现了这种天象。《晋书·天文中》说：“凡五星所聚，其国王，天下从”，更何况是群星相聚。刘璋听后，遂决意投降。
《禅真逸史》中写杜伏威投降段韶，鄜州州判裘澄投降杜伏威，《于少保萃忠全传》中石亨及其党羽拥戴英宗复辟时，都是根据天象而作出的决定。若违悖天象行事，则必定遭受失败。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和姜维屡伐中原，谁周都以天象谏诅，说西蜀分野将星黑而不明，而北方旺气正盛，星耀倍明。两人不听，终于无功而返。
《岳飞传》第七十五回，金兀术营中粘得力勇不可挡，宋军连连受挫，只得挂免战牌，有退兵避锋之意。这时诸葛锦劝岳雷道：“元帅不必忧心。小可夜观天象，袖卜阴阳，不日有将星来克他”。岳雷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果然有关铃来助，打退金兵。
《说唐》第六十六回众将劝秦王李世民即帝位，秦王不从，徐茂公说道：“臣观天象，那太白经天，现于秦分，应在主公身上。主公速可即位”。太白主杀，乃“兵象”，失行必败，经行必胜。《灵台秘苑》中说：若太白经天，“则天下变”，“太白出卯酉南，南胜；出卯酉北，北胜”。太白现于秦地，正是秦王李世民的封地，所以对他有利。李世民听了徐茂公的话后，便发动政变，即位为帝。
总之，在古代小说描写中，天象被作为改朝换代、军事决策、大臣进退等重要措施的依据。在小说家笔下，占星术被描述成一种神乎其神的秘术，并且屡验不爽，作者对此深信不疑。由此可见占星术对作家及其创作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