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国家人文历史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正如192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所说，在“开国建元，与民更始”之时，“采用了世界各国大多数采用的太阳历：一面既合‘改正朔’的古义相符，一面又得到合世界从同的便利，这实在是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第一件咸与维新的大事。”自此，中国也像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公元纪年，实行新历法。
“尼罗河的礼物”
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常见的历法可分为三大类，即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后者通常又简称为阴阳历。根据月亮绕地球运动的周期制定的历法叫阴历；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运动制定的历法叫阳历，又叫公历。而我国传统农历既不是纯粹的阴历，也不是纯粹的阳历，它使用阴历的历月，这可以保证每个历月中的第15天或第16天都遇上满月。同时，它又采用阳历的平均年长，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尽可能接近于回归年长度，这就属于阴阳合历。
现行公元纪年是阳历纪年法。有人曾似是而非地称之为“西历”。其实，究其根源，这种历法并非产生于西方，而是产生于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著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把埃及比作“尼罗河的礼物”，正是这条浩荡的长河，滋养哺育了古代埃及的灿烂文明。炎热少雨的埃及，发展农业首先得力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尼罗河每年6月开始涨水，7—10月是泛滥期，这时的洪水挟带着大量腐殖质，灌满了两岸龟裂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洪水退去，农田上就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上了一次肥。人们11月进行播种，第二年3-4月收获。尼罗河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每年的涨水基本是定时定量，虽有一些出入，但差别不是太大，从没有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这就为古埃及人最早创建大规模水利灌溉系统和制定历法提供了方便。古埃及人为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认识到必须掌握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他们还发现，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附近时，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根据，古埃及人把1年定为365天，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1年的起点。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年终加5天作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
埃及的太阳历将1年定为365天，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回归年）相差1/4天，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准确了。但是，1年相差1/4天，经过4年就相差1天；经过730年，历法上的时间就比实际时间推进了半年，冬天和夏天正好颠倒过来。再过730年，才能回到原来的起点。
埃及康翁波（KomOmbo）神庙墙壁上的古代石制日历
确定公元元年
公元前44年，即改历命令宣布后刚两年，58岁的恺撒就被其政敌刺杀，其义子屋大维登上权力宝座。屋大维忙于巩固权力，无暇顾及历法问题，那些僧侣们竟把儒略历中“每隔三年置一闰年”曲解为“每三年置一闰年”，如此，前45年、前42年、前39年、前36年、前33年、前30年、前27年、前24年、前21年、前18年、前15年、前12年、前9年都是闰年，比儒略历实际日期多出3天。为纠正这一错误，屋大维规定，取消其后3个闰年（公元前5年、公元前1年、公元4年），以补正累积误差天数，待扣除这3天后再实行“4年1闰”。
作为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屋大维统治罗马长达43年。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内战，使罗马帝国进入相当长一段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公元前27年8月，罗马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Augustus，意为“神圣”“高贵”“至尊至圣”）称号。因为屋大维是在8月被授予奥斯古德尊号的，所以元老院决定用“Augustus”来命名8月，并将8月的天数增加1天，使之与恺撒大帝命名的七月（July）日数一样多。但这样一来，下面大小月的顺序也就搞乱了，而且还会多出一天。这一天只能在2月中扣除，于是2月就成了平年只有28天的特殊月份。如此看来，历史上的“2月30日”并不是没有过，历史上一共出现过12次2月30日，也就是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9年中的12个闰年中。
屋大维死后，克劳迪亚家族的提比略担任下一代皇帝。据说当提比略继位时，有人为了讨好他，提议仿效前人，用其名字命名月份，结果被提比略拒绝。提比略说一年一共只有12个月，要是都用皇帝的名字来命名，将来第13个皇帝怎么办？因此，后来再无用凡人名字来命名月份。
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一次宗教会议上，规定儒略历为基督教的历法，但没有规定哪一年是它的起点。当时欧洲各国纪年方法不一，如罗马以始建罗马城为纪元，还有以戴克里先称帝那年（284）为纪元的。希腊则以召开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前776）为纪元。自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后，基督教会的势力膨胀起来，掌握了各地的文化教育大权。6世纪，来自叙利亚的一位基督教修士狄奥尼西·埃克西古，应教皇圣约翰一世要求，编定532年-626年教会年历。他根据当时使用的历法，按每隔532年同一月份的日期及“月相”（月的圆缺）相吻合的说法，选择了传说中耶稣遇难后复活的日子（即基督教的复活节3月25日）恰好是星期日的那一年，认为这一年就是耶稣受难、复活的年份。然后，他认为《圣经·新约》中暗示耶稣活了30岁，从受难、复活那一年上溯30年，即罗马建城754年，这一年即是耶稣的诞生年份。532年，教会将此纪年法在教会中使用，即在公元532年后宣布532年前为公元元年。当时这样的规定完全出自于宗教的需要，因为532年这个数，是闰年周期数4、朔望月周期19和星期的天数7的最小公倍数（4×19×7=532），这样可以保持基督教的复活节，再经过532年以后又会在同一日期、同一月相和星期序数重复出现。公元7世纪时，英国史学家、神学家比德以耶稣的生年作为公元元年，公元以A.D.（拉丁文Anno Domini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B.C.（英文Before Christ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在我国，公元元年相当于西汉末期汉平帝刘衍的元始元年。
讨论格里高利十三世历法改革的绘画
“阳历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成就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最早的成文历法是出现于春秋末年的《四分历》，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的岁实（历年）是365.25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数值。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明清时期我国科学技术的停滞，历法已经落后于西洋历法，如明朝使用的《大统历》，导致钦天监接连测算日食失误。清朝建立后，参与编修《崇祯历书》的德国人汤若望将之呈进清廷，新历定名为《时宪历》，于顺治二年（1645）颁行天下从而成为官方历法。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临时政府在服饰、称谓、习惯、历法等各方面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1912年1月2日，临时政府发布《改历改元通电》，通电写道：“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强调“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阳历即采用西方历法，“大同”即与世界接轨，以民国建立作为新的纪元开始。临时政府虽强力推行新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为春节。
不过，民众适应新历法还需有个过程。改历之初，旧历在民众中仍占主导地位，除民国纪年外，对西历并未完全接受，从而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上层社会——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基本上采用西历；而下层民众——广大农民、城市商民等，则仍沿用旧历。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也在春节时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
钱玄同(1887—1939)，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
除了普通民众的习惯，阳历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和宗教色彩也使得民初新历推行中面临诸多困境。1913年，《上海公报》描述：“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年），其果能实行与否？无论穷乡僻壤，即号称最开通之上海，犹未能占多数。”为此，1919年11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集中阐释了他将“基督纪年”改称“世界公历纪年”的缘由。他论述说：“基督纪年是已经为世界通用的；世界通用基督纪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中国若用基督纪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于考古、于现代应用，都是极便利的。所以说，‘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1927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也说：“民国元年，采用此历（耶稣纪年），谓之为公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名为国民历，绝无宗教观念。”到了1929年，有人直接就说：“公元就是西历纪元”“因为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公用，所以称为公元”。
为推行新历法，民国时期曾强行取消春节。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制裁和处罚。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
但农历春节在中国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民间依旧将春节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钱玄同虽然主张过阳历新年，而他家人则全部倾向于过阴历新年。1915年除夕，他不得不按照旧俗进行祭祖、过年。他感慨道：“改历三年矣，妇雏犹懵然。”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起来。
采用公历为新中国纪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政权。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经第六小组及常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后，将纪年连同国旗等方案确定一并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确定纪年方式的工作在新政协筹备会，由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具体负责。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代表们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是否应该重改纪元呢？还是继续三十八年（1949年是民国三十八年）呢？还是采用世界纪元呢？”“第一种想法，常委会及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很少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这是换朝代、改纪元的封建传统的想法……而今天在世界各国朝代变更后改纪元的也很少。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当然可以不必要沿袭这种封建传统。更多的人赞成采用世界纪元，少数人说，中国人民不习惯。”
民国元年（1912）1月3日，安徽西乡自治公所印发的革命军政府要求民众剪辫子、挂国旗、放鞭炮、改元中华民国和使用阳历以及上缴税收的文告传单，2002年中山公园中山堂《孙中山与北京》展览征集文物
从6月16日到9月14日，第六小组全体成员和有关专家们共开全体会议4次，座谈会多次，进行讨论。最初，分歧很大。后来，经第六小组有关人员查阅北平各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的相关资料，发现世界各国采用本国纪元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纪年。这是因为它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年，统一、方便，而且当时各解放区早就在使用了。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会上，对于纪年，大多数人赞成公元纪年。黄炎培发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听到这里．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公历为新中国纪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答记者问”的形式解释了采用公元纪年的缘由。其中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的意义如何？公元纪年是由耶稣基督降生而来，我们沿用这年号是否有宗教意味？”而回答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与中华民国的有名无实完全不同，所以不宜沿用中华民国的纪元。但也不宜再用一种与世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的纪年方法。公元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基督教国家所独有的，所以为了便利采用公元，并无宗教意味。”不过，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农历仍然沿用于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而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