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總根源，命理學的覈心原理就是來自於易學，所以當我們想要搞清楚命理學的起源和發展的話，就不得不弄清楚易學的發展。要搞清楚易學的發展，就必須弄明白易數隨著時代的發展過程。
命理學大概的發展階段
命理學的萌芽誕生於於漢初，那時候的天文觀測已經很精確，曆法的制定也相對完善，這是命理學誕生的先天條件，此時的易數已經掌握了補差的原理，由此產生了大運。在命理學之前，多是占卜術的流行和發展，比如易經，六壬，太乙等，這個時候易數的處理還不夠精細。
命理學成長於唐時期，這個時候有李虛中創建了命理的雛形，採用年月日三柱配合納音論病，捨棄時柱，因為時柱的準確性從古至今都是一個難題。1
命理學的鼎盛時期為宋代，出現了一大批的命理著作和文化精英，這個時期主要以子平術為代表，同時這個時期還誕生了其它很多的術數，比如紫微斗數，邵子的梅花易等。
到了元代，由於蒙古的入侵和連年的戰爭，命理學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這個時期也基本上將命理中的易數原理給丟了，而其後認識命理多從“易理”角度入手。
到了明清，由於命理中的“易數”原理已經失傳，所以命理學不斷的往各種“道理”途徑延伸，由於缺失了“易數”的“易理”能發展出各種各樣的學問，所以明清時期的命理學門派就不斷的增加了起來。不過雖然在“易數”體系的發展不大，對於命理學模型體系的鼎峰在宋代，但是明清在論命方法上是一直在完善和進步的。
到了民國時期，仍然是在“論命方法”上進行延伸，也就是“理法”上拓展，而且出現了各種方法好壞的爭執，大有一派全盤否定另一派的趨勢，算是命理學“理法”派的百家爭鳴時期。不過由於戰爭的影響，對這個時期的命理學發展影響很大，一來是因為命理學結構模型已經在宋代建立完畢，少有掌握“易數”的人從模型原理入手；二是因為明清後論命方法已經逐漸完善，民國之後只能從“易理”上進行發展了，偏偏思維又在已有的眾多方法上出現了固化，於是只能在“誰的方法更準”、“誰講的道理更好”中進行爭執。建國後，由於命理學被劃入“迷信”的範疇，所以這個時期是命理學發展的最低峰。
隨著中國的富強，百姓生活安定了，命理學又慢慢重新開始繼承和發展，但這個時候的命理學流派已經是百花齊放的狀態了，論命的方法出現了很多種，比如繼承傳統格局派的子平術，古老的納音派，實戰經驗豐富的盲派，還有調候派，還有近代興起的各種新派論命……
命理學的大概發展階段就是上述所論，其發展也經過了鼎峰和低谷，到了現代命理學的認識出現了很多種分歧，但是大多是在論命方法上，命理學的底層結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也沒有多少人能真正探源去弄懂命理學模型的原理，所以可以說，不論出現了多少種方法，也僅僅是在命理學模型的基礎之上產生的論命方法而已，本質上也都是誰的方法算的更準的爭論。但是對於命理模型是沒有什麼影響的。比如對於四柱八字來說，只要不試圖標新立異的去捨棄大運，捨棄四柱，捨棄十神等，其它的一些改變其實對於四柱八字的結構無傷大雅，因為它的底層模型沒有變化。
那麼對於現代來說，命理學各種門派的出現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認為是好事，儘管門派和方法之爭讓人頭痛，而且命理學將人的“自負”和“自大”缺陷暴露放大，所以可見個個都牛逼轟轟，誰也不服誰，誰都可以全盤否定誰，但是對於命理來說，是好事。為什麼這麼說，這是由“命理學準確率到底靠什麼”所決定的，看過我之前的文章的人就會清楚，對於占卜朮，命理朮來說，無論它們採用哪種方法，最後要具體到“應期”的推算，都會脫離了基礎知識的束縛，所以最後要想要命理學大成，必須在掌握了眾多方法之後又脫離其框架的束縛，做到真正隨心所欲，游刃有餘才行。
現代人在命理學上花的心思，一點也不比其它朝代少，正是因為不斷的實踐古人留下來的方法，發現在推算“應期”時，沒有古人所描述的那麼準確，才會想盡辦法去創新，去發展新的理論，不論他的理論是否完善，實踐是否準確，但是他的思路是沒錯的，只是要注意最後別又“陷進”了自己的方法中不能自拔就行，不過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真正的能明白“易學”的原理，明白“易數”的算法才行，要做到這一步非常難。所以我們看到新派中經常流傳這麼一句話，叫做：新手三年，自覺天下無敵；再過三年，覺得啥也不會。就是我上面所說的原因，終究是最後跳出一個坑，又陷進了另一個坑，還有點要注意的是，大成必須建立在都掌握的基礎之上，跳出框架也需要在真正掌握了框架的基礎之上。
所以對於命理學的發展，可謂是陰差陽錯的往真正的正確的路上發展了。要明白這句話需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以及實踐才會懂，隨著本系列教程的深入，你就會明白這句話的道理了。
命理學在每個朝代具體的發展
之所以說命理學的萌芽在漢初，是因為漢之前的史料多不可考，因為秦代時曾經有“焚書坑儒”，大量的書籍資料被燒，不過在春秋時，其實易學就一直在發展，所以如果真正計較命理學的萌芽在何時，其實是要早於漢代的，因為當古人還在用龜殼預測時，肯定會想辦法發明新的論命體系來完善預測結果，但是四柱八字的產生必定是在漢時期左右，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那時候的天文曆法已經測得回歸年的數字出現了較為精準的小數，打破了周天四分的的情況，所以根據這個結論就能夠推測四柱八字的產生時期，就是在漢初左右。
漢代
漢楊雄寫了《太玄經》，《太玄經》是一本很厲害的書，是得在通曉“易數”算法的前提下才能寫出來的書，假如不懂“易數”是寫不出來的。《太玄經》與《周易》不同，《周易》是一圭蔔分六爻，它是一家分九爻，稱為九贊，其推算方法還是爻辭結構都與《周易》相似，但是它的“易數”算法則不同。到了宋朝，司馬光又模仿《太玄經》寫了本書叫《潜虛》，所以在上文中，為什麼我說“易數”的算法是在元代開始丟失了，漢時期和宋時期，都是懂易學中“易數”算法的，懂“易數”的算法才能真正搞清楚命理學各種概念的產生和演變，以及它真正的作用。而如果不懂的話，就會每個人都是自己所能理解的“道理”上去附會，一萬個人就可能出現一萬種答案。所以“易理”的認識不建立在“易數”的了解之上，就會偏出天際，就會出現“瞎子辯日”，個個認為自己的對，而且爭論不休。當然在漢時期，除了命理學的萌芽在誕生，還是有很多其他占卜術的，六壬擇日這個時候應該早已經存在了，星命術這個時候也有，其它的依據《易經》而來的占卜術也有很多，同時，漢代的儒學風也是非常興盛，我們知道這個時候有“獨尊儒術”的時期，有董仲舒這位大儒產生，儒學的發展其實在接下來的朝代中，使得易學都側重往“易理”的方向發展了，加上又丟了“易數”，就越來越偏了。這種情況持續到了三國時期，王弼忍不住了，於是開始了“王弼掃象”。
三國
三國時期的“獨尊儒術”使得“易理”無限延伸，大行其道，而出現“沉浸象數，忘卻意旨”的情況，形成了很多新的思想流派，這個時期根據“易理”不斷延伸出新的“象”，而學術界普遍認為“古象失傳”。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文人們大都由“儒學”將《易經》等書籍往為人處世的“易理”上發展了，忽略了“天象”，“地象”與“象數”的聯繫，天象和地象不完整，那麼整個“易象”就不完整。漢末社會，儒學的成熟和沉澱、民間道教符籙法術的興盛、新的佛教思想從西域進入中土，使得人們的意識形態產生劇烈的重組和分化，也使得《易經》占卜的地位進一步下降，而其哲學價值則進一步凸顯出來。
這個時候王弼就忍不住了，他看到各種各樣的“亂象”將“易學”引導到了“哲學”的路子，於是乾脆提出“掃象”，王弼是魏晋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創始人之一。 他在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氛圍裏，開創了玄學派易學，不用象數，以老子的觀點注解《易經》，別開生面，另立旗鼓，史稱“王弼掃象”。他認為“意以象盡，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然則言者，象之蹄也； 象者，意之筌也。 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 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
他認為“意”才是最終目標，象與言只是所憑藉的過程。象必須隨用隨忘，隨取隨遣，常保無執無累的心，拋除“言”、“象”的粘滯與牽絆，才能達到意的領悟，這便是所謂的“忘”。
這其實是在將“占卜”往其本質上引導，宋時的不少人就是受此啟發，比如邵雍。不過王弼終究鬥不過此時的理學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後世的占卜思路仍舊按照“象、數、理”的步驟在延伸。
唐代
到了晚唐時期，出現了一位命理大家：李虛中，他集先人之所長，創立了《八字命理》，開創了以人的出生時間結合陰陽五行天干地支等因數從而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推算命運的理論，奠定了中國四柱命理學的基礎，使得中國命理學從五星命術到四柱命理的大轉型，所以，後來的人們都尊稱虛中先生為四柱命理學的開山鼻祖。
史料記載其以年命為主，以“年月日”三柱配合納音論命，也有說是採用“年月日時”四柱，不過，我認為，那時候的報時系統會出現人的時柱不準確的情況，所以採用三柱是可以理解的，別說古代的“打更報時”了，就是在當代，各種計時體系，真太陽時，平太陽時，夏令時等等也令今人感到頭痛。納音的模型是自稱體系，自動彌補了四柱模型的周天差，所以以“年柱、月柱、日柱”來配合納音論命，光從模型上來說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李虛中命書》是現存最早的的一本較為完整的命理學著作，命理學史上稱之為李虛中模式。 具體方法以年柱為切入點，六十花甲納音喻象為推理工具。
李虛中模式含五柱，其次序是：年柱、胎元、月柱、日柱、時柱，提出以年為主含有三元，以年干為天元、年支為地元、年干支納音為人元，三元作用其他四柱的推理模式，其中把胎元排在月柱之前，首次提出“胎元”的重要性，勾勒出了命理學一個基本框架。
推理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蘭臺妙選》的方法，是通過特殊的納音組合來進行推理，通過取象的管道，構成一幅幅聚象的畫面，來討論和評估它們的組合關係，同時也涉及了一些神煞內容。
另一種是《玉照定真經》的方法，是運用五行納音的生克關係來進行的。
這個階段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引入了“中和原則”。 這也是後來論命的主要原則之一。
以李虛中等人為代表的早期命理研究者，以四柱作為研究對象，以年柱作為切入點，嘗試建立分析程式，以納音五行的“喻象”剖析四柱之間的關係，這是命理學形成歷程中出現的第一個重大事件。
但是這一理論體系到後來隨著《淵海子平》體系的形成戛然而止了。如果說李虛中是奠定了命理學的基礎，那麼其後的宋代就是完善了四柱命理的結構了。
宋代
經過了上千年的發展，命理學在宋代算是達到了巔峰。宋代也是精英輩出的年代，比如說陳傳、徐子平、司馬光、京圖、邵雍，就是這些人奠定了今天命理學的格局，我們所熟知的《紫薇鬥數》是由陳傳創立的，《八字命理》是由徐子平完善定型，司馬光寫了《潜虛》，《滴天髄》也是在這個時期由京圖完成的，邵雍更是易學大家，著有《邵子術》、《皇極經世》和《梅花易》。
徐子平吸收了前人的論命經驗以及完善了論命結構，根據天理人倫，將李虛中時以年命為主的理論，轉換成了以日為主， 把日干稱作“命主”，作為整個八字結構的覈心。並且由此細分十神和六親關係，將“干祿支命納言身”的推算模式，轉換成了以四柱配合大運，以十神六親，以日和以生時月為主的論命方法，以日干確定六親關係和十神，以月令詳辯人生氣候，並以此定人生格局。
提出了六個主要理論和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日主的强弱問題
把八字命局中的五行元素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與日元同類的五行或生助的五行； 一類是克日元的、日元克的、泄日元的的五行； 比較雙方的力量，可以得到一個日元强弱狀態大致的評估。 按照五行四時用事和其他干支的生克關係判斷其日元的强弱並加以扶抑，以保持命局五行相對平衡，也就是中和。
日元除了自身的强弱還有一個是環境要素對自身的適宜問題，也就是命局在環境氣候的寒暖、燥濕方面希望達到某種平衡的需求。 稱之為調候用神，構成了論命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個要點是提出“十神”概念
就是在喻象關係層面分析的基礎上，把五行生克的五種關係區分了陰陽，就變成了十種關係，十神就是這十種關係的代名詞，即生我者“印、梟”，我生者“食神、傷官”，克我者“正官、偏官”，我克者“正財、偏財”，同我者“比肩、劫財”。 對十神的特性、功能做了詳細的論述。 由此而確定了命理學有干支喻象和十神符號兩種不同層面的分析手段，從各個方面探索如何對個人的命運作出系統的描寫。
第三個要點是提出大運的概念及推導規則
提出了命是根本，運是環境； 命是內因，運是條件的觀點。 認為一個人的人生軌跡是先天命局與後天行運相互作用的結果。 命是相對穩定的狀態，對於命的分析是靜態分析，運是隨著時間變化的，從大運和流年兩個層級再做動態分析。 由此確立了大運的推導規則，即：陽男陰女順行，陰男陽女逆行及起運時間的推算。 同時也提出大運重地支，流年重天干的觀點。 確定了年上起月法，日上起時法，大運、小運推算法，做了總結性的詩賦。
第四個要點是開始了對命運具體的描寫和論述
開始可以對人的性情、疾病、六親、財官等等的具體的描寫和論述。
有了干支喻象和十神符號兩種分析手段後，便從各個方面探索如何對個人命運的描寫和推斷，簡練的刻畫了十神符號所能反映的人的形神體態和性格狀況。
論疾病是以“取傷重者而斷之”的原則，就是日主是否遭到克制它的五行的强烈傷害，以此作為主要依據，來尋找可發疾病的部位和症狀。
界定了十神對應六親的關係。 分論六親的吉凶體現，做了相應的詩賦即斷語。
開創性的提出財、官作為了論命的主要課題。 對十神符號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喻象。
第五個要點是對干支的關係做了詳細的命理學定義
這是在《五行大義》的基礎上，對於天干地支的生克關係，刑沖合害的法則做了詳細的命理學定義，比如干支陰陽内容、干支方位論、地支藏遁、五行墓庫說。 做了總結性的詩賦。
第六個重點是嘗試了對於命局結構的歸類，即“格局”。
格局作為一種具有公開意義的特定的結構組合格式，開始正式進入了命理學的研究領域，第一次將格局分為“內、外十八格”，並做了具體的說明。
徐子平開創的八字命理學分析模式，逐漸的成為命理研究的主流。 八字命理學的探究基本都是沿這個子平模式的路子在走，迄今為止尚未出現過任何成熟的、新的分析模式。 《淵海子平》是標誌子平模式初步完成的一個里程碑。 此書是南宋末年徐昇（又名徐大昇）彙集當時子平派兩部主要著作《淵海》、《淵源》而成。
其後至明中葉，由福建布政司萬民英（嘉靖進士）所著之《三命通會》總結和擷取了之前所有命理學著作和推理方法的精華，摒弃了一些繁瑣無稽的說法，使八字推命的體系更加完備，是空前絕後的八字命理學的集大成之作。
在本階段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形成了子平模式分析的框架，以陰陽五行、天干地支生克法則為理論基礎，以日干為中心，對八字結構內部要素進行全面的剖析，接著進一步引進對於結構及流年的干支結構，層層深入，環環相扣的分析程式。
剖析手段包含三個主要的系統，即：强弱分析、調候分析、格局分析，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命局要素的組合特徵，各要素的所喜所忌，在命局結構內部或結構外部尋找滿足各要素需求的“用神”，提出了對於命主的個性特徵、健康狀況、家庭出身、婚姻、子女、事業、 財產以及人生的重大際遇做全方位的描寫和預測的方法。
一個比較完整的既有理論又有比較精細推理手段的成熟八字論命體系形成了。
這種思路使得四柱八字有法可依，並且內容變得非常豐富而立體，普通人也能依據步驟來學習和掌握這門命理術了，所以將命理學推向了一個頂峰，使命理學快速的普及，受到更多人的追捧，是命理學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階段，同時“大運”模型的建立也伴隨著此時的天文觀測的進步，以及易數的處理方法。
宋時期可謂是易學發展的一個高峰期，也是命理學結構模型發展的巔峰期。
明代
明清時期的命理學著作很多，如明朝時託名劉基所著《滴天髓闡述》、《滴天髓補注》、《滴天髓征義》系列叢書，萬明英的《三命通會》，張神峰的《神峰通考》，武當道士月金山人《星平會海》，餘春臺整理的《欄江網》等；
這些命理書籍雖然對各種命理流派採取了兼收並蓄的辦法，但主要框架還是在子平術基礎之上進行擴展。
《三命通會》收集了各類命理學精華，自此之後，進一步確定了命理學以“日元”為中心的子平模式。 但《三命通會》這篇命理學巨著，內容多而不精，博而不能約，與教科書式綱要性著作有較大的差距，擺在命理學研究者面前的任務要做存菁去蕪的清理和總結；
《滴天髓》相傳為明代劉基所著，行文大多是精練的詩賦句子，義理隱晦，不易領悟。後有任鐵樵作了詳細的註解，才開始真正流傳開來。《滴天髓》豐富了命理的“象法”，提出了八字結構的“形象論”，即：1、獨象； 2、偶像（兩氣成象）； 3、從象； 4、化象； 5、全象。還提出了四柱結構的“清濁”； “真假”； “源流”； “通關”； “寒暖”。《滴天髓》強調旺衰的真機，“識中和之正理”，將命理學的作用關係賦予了更多的人倫哲理，使得在演算四柱時，能獲得更多的“靈機”展開點，其後的《神峰通考》也在“象法”和“理法”上進一步延伸。
《神峰通考》把納音論命、神煞論命、呂才《合婚書》論婚姻、以及包括日貴格、日德格、魁罡格等在內的外格，統統歸結於謬說，他認為已有的命理著作，包括《渊海子平》，虽然“理出于正”但是“无确然一定示人之见”，而由此展開算命的人，大多不懂命理精髓。張神峰在辟謬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論命主張，其中最主要的是“病藥說”。他總結出四柱的結構之病分為四類：雕、枯、旺、弱，並指出四種治病的藥：損、益、生、長。不得不說《神峰通考》對於神煞派的批評很正確。
病藥說主要強調了八字結構內部的不平衡性，在動態中求得新的平衡，達到新的中和。動態中求取平衡，確實是命理學的精髓，因為四柱的好壞都不能完全定論，也不能將十神的某一個簡單的定為“好”與“壞”，而是需要在各種作用關係的動態中，取一個“平衡點”。
除了病藥學說還有動靜學說和蓋頭學說：動靜學說是討論了八字中天干地支的不同性質，天干透於天上屬陽主動，地支藏於地下屬陰主靜；蓋頭學說是指把天干的四個字比做頭，四個地支比做肚腹四肢，說一生富貴貧賤只從頭面上見得。《神峰通考》豐富和完善了命理學中的“象法”以及“理法”，對命理學有極大推動作用。
明代算是命理學論命體系發展的一個完善時期。
清代至民國
清代至民國這段時間，命理學主要是繼承，拓展，以及在實踐準確性上創新的這一步環節，這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沈孝瞻的《子平真詮》，陳素庵的《命理約言》，袁樹珊的《命理探源》及《命譜解析》，徐樂吾的《子平粹言》、《命理尋源》、《命理雜格》、《命理一得》、《子平一得》、《命學新義》、《寶鑒例悉錄》、《古今名人名鑒》、《子平四言集腋》等， 韋千裏的《千裏命稿》及《八字提要》等等，當時的命理名人還是不少的，號稱“南袁（袁樹珊）北韋（韋千裏）東樂吾（徐樂吾）”，其中，徐樂吾先生因其注述及自撰命理著作廣而精博深受時人所推崇甚高， 被譽為我國清至民國年間命學理論之代表人物。
在這些書籍中，《命理約言》批評了病藥說取用神的偏頗之處，堅定的維護“日主最貴中和”的論命原則。
《子平真詮》則著重於八字結構內部格局環境的研究，指出“八字用神，專求月令”。 對於善神“順用之”不善者“逆用之”。 提出了格評估格局高低的兩個標準就是“有情、無情”“有力、無力”。 同時也提出了不能完全不顧調候的問題。 還提出在格局內部分析完成之後，再參合日主的强弱情况，選取全域用神，並有此推斷出大運的喜忌來。
《窮通寶鑒》是清光緒年間餘春臺重新編輯《欄江網》後編纂，據說原本是江湖人士壓箱底的秘本，由於在數百年間江湖人士傳抄錯誤甚多，所以由餘春臺重新整理。這本書在命理學歷史上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被譽為中國的“命學四書”之一。其內容對十天干在每個月的旺衰狀態所需要的調候用神做詳細的論述，是以獨立的視角來討論調候，不依附於日元的强弱問題、命局結構的格局問題等，秉承“取用貴乎提綱”的宗旨，以“調候為急”，強調調候的重要性。在當時術數家都往“理法”上去拓展的時期，能有人從“象法”上去拓展，著實讓人耳目一新，刷新了人們的方法認知，這也是盲派行走江湖的原則：不論你們將四柱八字引申出多麼多的“道理”，能引起我靈感的“象”就能拿來預測判斷。
民國時期的一些命理學家著作頗多，比如：徐樂吾，袁樹珊，韋千裏，還有臺灣的梁湘潤。這時期他們大量校勘和注釋了前人的著作，並且提出了自己的心得，命理學也開始走向通俗化和學術化，也可以看作是命理學論命方法的轉型時期。
民國以前，江湖派和書房派長期處於分流狀態，難以互通有無。 至晚清時，命理術的發展處於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 民國建立後，江湖派和書房派漸有合流之勢。 民國以前，命理書籍或體例不精、文字蕪雜，或淺陋繁複、晦澀難懂。 這給它的傳承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障礙。徐樂吾，袁樹珊，韋千裏，梁湘潤，這四位先生對於命理學的繼承和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將晦澀難懂的古書進行勘驗校對，對命理學的推廣有著巨大的貢獻。
後世雖然有人將旺衰派的發展問題歸於他們，拋開旺衰派的作用大小，真正的本質原因是因為“易數”原理的失傳，這是早在宋代之後就出現的問題，原因不在他們，對於旺衰派也沒有否定人說的那麼不堪，我的原則一向是：能引發個人靈感進行擴展和延伸的就是好方法。強如邵子看個梅花也能寫本書，需要用什麼按部就班的方法嗎？一切本於心起。只要最後旺衰派別深陷其中不能跳出就行，任何的方法只為引發“靈機”。旺衰派利用新人上手，命理新人初期的“靈感”是很強的，而且這階段框架的束縛不是很強，可亂拳打死老師傅，實證過的自然知曉。
近代
近代命理的流派就很多了，所有流派的產生最初都是本著“怎麼能更準確”而產生。由於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命理學發展處於停滯，倒是先在台灣和香港發展，直到80年代《易經》熱的後期，才重新在中國復蘇了起來，而後中國的命理學也在迅猛發展，但基本都是在“論命方法”上。因為此時的命理學，無論是模型體系上（宋代巔峰），還是論命方法上（明清巔峰），都已經完備了。已經沒有什麼可再爭議的地方，唯一需要爭議的就是：命理學的準確性到底靠什麼？可惜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書中，不在命理學的模型結構中，於是由這個問題帶來的是各種新派的誕生。
新派的崛起，最初都是打著“能更準”的旗號，之所以能受追捧，也是在眾人實踐過後，對準確率產生懷疑的基礎之上而出現。新派作出的改動，在結合了大環境（物質科技）的基礎上，更多的是追求“可量化”，於是他們開始將原始五行力量的强弱進行標記。 將八字的五行經過一系列的推算，求得實數，並依此實數，作為命造其體强弱判斷和選取用神的依據。最早是上世紀70年代，臺灣命理學家陳品宏提出“實律數”說，嘗試對八字結構作出全面的數量描寫。 但似乎並沒有引起命理學界太多的重視。 80年代初，何建忠在《八字心理推命學》中提出了相對較為簡單的計算推演方法。
無論是陳品宏的實律數，何建忠的日幹强弱計算和陰陽氣含計算，還是吳懷雲的計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都表現了現代學者希求命理學向現代化和科學化靠攏的真誠願望和努力嘗試，這些方法對於判斷一個八字命造的日主强弱、陰陽平衡、以及由此尋找用神，都有一定的價值，至於準確率能夠如何，就已經不再是學術所能衡量的了。
一直到90年代初邵偉華出版了《四柱預測學》，此後還有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預測學》、李洪成《具體斷四枝講義》、李涵辰《八字預測真踪》、曲煒《四柱詳真》等。 其中自李涵辰先生起，部分命師不再使用地支藏干，不用大運，甚至只用單柱論命了，這也是部分新派的發展歷程。不用地支藏干其實已經動搖了四柱八字的結構了，因為四柱的結構已經完備，改動了它的結構，至少從易學“與天地准”的基礎上，你必須從其它地方完善這個漏洞才行。而在“準確率”上，影響又不是根本，因為模型的完備只是為了“象”“理”的延伸和拓展，假如預測的人能從其它地方獲得更多的“象”，他也能準確。所以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各種創新你如果從本質上來看，無傷大雅；你如果從模型原理上來看，謬誤千里。應了那句話，叫做：知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也許，這就是易學的魅力所在吧。
所以說，命理學兜兜轉轉，發展了幾千年，終究還是要回歸到它的本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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